货币超发标准与管控基本要求 信用货币的投放，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可交易财富价值的变化及其引发的货币需求。

综观资本扩张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资本的规模扩张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和发展趋势。也就是说，资本空间扩张的激烈竞争会不断地制造边界同时又不断地消解边界。

其中，进入次级循环的资本或者用于厂房、铁路、港口等生产的固定资本，或者用于住房等消费基金。不仅使得全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呈现史无前例的碎片化和分散化趋势，而且使得全球生产链的各个组成部分呈现功能一体化趋势，使得全球经济的管理、控制和决策权力也史无前例地趋向集中化和集权化，集中于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带有霸权性质的跨国垄断资本之手。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的空间扩张趋向冲破一切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从而逐渐步入了全球资本主义阶段，以致世界上每一角落的每个人都被卷进资本的轨道。思想有多远，资本追求剩余的触角就能够有多远。基于价值或正义的社会调节除了可以在狭义的社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之外，也能够在市场和政府失灵的场所发挥作用，从而更好地约束资本的无序扩张。

研究表明，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在1870—1913年为1.9%，1913—1950年为1.8%，1950—1973年则高达4.8%，并在此后继续保持较高增速。无论是利用资本还是约束资本，都需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特别是非公有资本存量整体偏低，这既在供给端限制了开展社会化大生产的投资能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增量的形成。

第五，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支持三次分配，践行社会责任，为实现共同富裕做出企业家群体的应有贡献，使资本规范健康发展的红利惠及全体人民。（二）规模上：遏制垄断，防范野蛮生长 行业头部化与市场份额的高度集中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上述数据足以证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要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业态、新领域，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经济浪潮纳入统一完备的监管体系中。

要正确把握和贯彻该政策的实施路径，必须深刻认识其背后的学理基础、科学内涵与实践价值。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这不仅顺应了我国当前经济环境下资本的运行态势和迫切需求，也契合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基本定位和认识，兼具政策的时效性和延续性。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资本所固有的矛盾属性集中爆发，呈现出过度、无序的扩张态势，不仅造成了社会权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也为自身泡沫的破灭埋下了伏笔。（二）壮大实体经济，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巩固实体经济的核心地位和实力，是国民经济得以行稳致远的基石所在。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前提基础。

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则是给予其明确、清晰、稳定的规则预期，是在进一步调动市场主体自主性和创新潜力的同时，增强监管和调控效果的可控可知性，实现宏观经济的稳中有进。同时，从政策资源向规则资源的转变，也反映了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和遵循。2021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27864亿元，比上年增长14.2%，与GDP之比为2.44%，科研创新投入强度不可谓不大，但资本流向的盲目性较强，投资领域的过冷过热现象非常突出。在此形势下，对包括垄断在内的资本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及时监管和处理，将有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方面的资本要素配置合理，不断夯实经济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和基础。

这既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治理水平和力度的显著提高，也显示出现阶段资本违法违规行为问题仍非常突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基本遵循。

要进一步发挥资本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积极效应，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资本的二重性及在当前阶段的主要表现，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资本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角色和定位。（三）厘清政府与市场权限，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是当前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是激发经济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举措。

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在此基础上，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从理论基础来看，这一举措正确认识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新的融合。从投资规模和行为来看，近年来我国对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给予了相当的政策支持和保护，而这些新业态的出现也拓展了资本的活动空间，见证了一批头部企业的诞生。从全球范围来看，最富有的0.1%人群占据了全球财富总额的20%。相应地，企业不仅与行业内外的其他企业发生横向联系，也与上级部门、当地管理机构发生纵向联系，二者共同构成了企业运营的社会资本（边燕杰、丘海雄，2000）。

四、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路径选择 促进资本规范健康发展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在强化事前预防方面，则旨在确保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引导资本的适度集中规模，加强对各类资本特别是巨型资本的日常监管和约束，警惕系统性风险的集聚，切实防范和化解监管漏洞。

摘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新发展阶段我国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提升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举措，对未来资本运作领域、规模、具体行为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约。资本的无序扩张甚至垄断，是对社会总体特别是消费者福利的直接攫取和破坏。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有资本操纵政治和社会舆论的广泛表现。而我国社会财富也在向高收入人群加速集中，收入差距已超过警戒线（程恩富、刘伟，2012）。

（二）社会地、具体地认识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决定了其行为逻辑不仅来自其一般的、固有的属性，还受到所处社会环境与行为主体的影响，因此，必须置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中予以把握。其一，充分发挥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释放真实公允的价格信号。就前者而言，资本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和分析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为资本设置黑名单、白名单的规则，表层上是对资本行为和发展轨道的规约，限制了资本攫取不正当竞争机会的能力，深层上更是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向内改革，同样约束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缺位、越位和错位。

近年来，我国经济脱实向虚倾向愈发凸显，许多非金融企业脱离主营业务、涉足虚拟经济，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成因（彭俞超等，2018）。也在需求端降低了社会总体消费能力，进而通过资本回报率影响投资总额。

而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成熟，特别是以互联网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的繁荣，一批巨头企业的崛起和资本规模的高度集聚同样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政府与资本的纵向联结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产生过显著的积极效应。

其次，从资本规模和市场结构来看，这一政策着眼于国内外资本流动的全景，根据科技创新的长期发展规律和宏观经济的短期运行需求，灵活、有序引导各领域资本进入与退出，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产业创新所需的适宜投资强度和规模，进一步优化了市场结构，拓展了经济发展的潜在空间。（一）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制度优势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迅猛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根本制度依托。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如前文所述，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仍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方面发挥着显著的积极作用，是蛋糕做大、分好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在行为上，要在政策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要密切关注资本在经济体系内外的最新运作动向和模式，另一方面也要遵循一致的政策框架，坚持对违法违规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三）行为上：兴利除弊，划定规则边界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演进，资本的运作逻辑和行为也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态势。

（注和参考文献略） 董志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关键词：资本监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 资本是一个兼具生产关系与生产要素双重属性的学理范畴。

我国对资本特性及行为规律的认识深化，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单一或直接的资本管控政策往往容易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局，干扰资本的行为逻辑，反而引发了不必要的波动。

其二，产业创新要求资本集中度即市场结构满足一定条件，以平衡竞争激励与创新红利这两种效应（Aghion et al, 2005）。第三，传承和发扬企业家敢为人先、先行先试的创新传统，跳出重复、低水平的恶性竞争循环，加大资金和人才投入，着力攻克关键技术和领域，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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